苏轼:援佛道入儒学,三教合流
【摘要】通过苏轼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出,儒家的思想才是真正对其起着主导作用,而佛道思想是苏轼抒发自己情感的手段,他喜爱佛老庄禅却又对其保持冷静的批判态度,根源就是他的思想中具有儒家充满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崇尚清旷的艺术追求,这在它三教合流的文艺创作之中得到了体现,这也是他高洁、淡泊雅逸人格的体现。
【关键词】苏轼、儒佛道、人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文学方面,苏轼少年得志,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诗论中提到“援佛道入儒学之路,以昆体造浑成之境”。
一.坚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
“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了他一生的行为信条。儒家的入世思想对苏轼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政治人格,他曾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写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一句诗把苏轼入士之后为君解忧,满腔抱负的自信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他早期的诗作之中,多以豪迈、清雄之气为主,“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那复计东西。”[1]这四句体现了他对人生偶然的感叹,在苏轼看来,不仅具体的生活行无定踪,整个人生也充满了不可知,就像鸿雁在飞行过程中,偶一驻足雪上,留下印迹,而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人生虽然无常,但不应该放弃努力;事物虽多具有偶然性,但不应该放弃对必然性的寻求,虽然对命运的飘忽不定感同身受,但仍然力求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清醒的意识。这种生命就应该有所作为的观念证实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体现,而具体就表现在德治仁政和忠君爱民上,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2]即使在被贬之后,他仍然忧心君主朝堂之事,我们所熟悉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从这一句就能看出苏轼的满腔热血,希望能为国效忠的雄心壮志。正是因为一直以来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即使在被贬之后,他仍然坚持高风亮节的情操,不顾自己,尽心尽力,爱民惠民,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二.儒佛道三教合流。
元丰元年,苏轼在《送参廖师》中提出“诗法不相妨”,是一种事理无碍的法界观,一种“真空秒有”的中道哲学智慧,亦称华严禅。
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诗风从清雄豪键转变成了清旷神逸,平淡自然。提出的“无思之思”说,体现了庄禅思想对他的影响。在当时的多种文化同时存在的社会下环境下,各家思想相互融合,苏轼在官场上失意之后,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很大,他之所以要在儒家思想上融入佛道思想,是因为在他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有相通的部分,在《答毕仲举》中有“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以懒,达似放。”说的是学佛道的人,本来希望在静心中达道,那样安静就像懒惰,动时就像出笼之虎,但学佛道的人很多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似是而非。在苏轼提出“无思之思”说、提倡“忘”的功夫、主张庄子的“心斋”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生艺术的追求。《庄子解》中曾说道“苏轼所谓之‘道’,贯通宇宙、人生,可分物、我两个层次,道之在物者,为自然之妙理,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可通过积学穷理而得之;其在我者,为‘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之‘真我’。
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给了苏轼无限的动力,二佛老思想则在他深受打击时,给予他安慰,这两种思想一经融合便会使苏轼拥有一种独特的人格美,他一儒家思想为本,借助佛道而超之,以至于他成就了一种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雅致的人格。
参考文献:
《苏轼文集》2000年岳麓书社出版作者苏轼
《苏轼诗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作者苏轼
[1]出自《和子由渑池怀旧》
[2]出自《上神宗皇帝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