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中的“热点”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接触着不同的媒体，从中获得大量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也总有一些“热点”——也就是指经由网络媒体发布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成为众所关注的热点事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事件原先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如果经网络披露和传播后,它们就会引起了公众的热议,从而围绕事件迅速形成谁也不敢小觑的网络舆论大潮。在我看来，“热点”不仅仅是技术形态的作用所致,而且在传播内容、话语权、媒介系统内部互动等方面也都反映出新的态势，不仅是媒介形态的变化或是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展,而且是媒体内容、话语权形态以及主体性的变迁。所以如果这些“热点”离开了网络的信息及舆论传播、心理力量聚合的巨大功能,那么影响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热点”的传播说到底还是离不开“5W”——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以2015年“9.3”大阅兵的热点为例：一、传播者为舆论领袖，政府推动举国盛事，国家级各媒体的权力助推；二、受传者为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侨，甚至包括全世界人民，胜利日阅兵，唤起全名族爱国热情，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力量；三、讯息。讯息完整准确，发布时机恰当；四、媒介上，全媒体传播，新老媒体交叉设置议题，全方位传播阅兵事件信息；传播渠道上，传统平台、两微一端、门户网站全方位、立体化传播。五、反馈上，受众反馈效果极高，中国人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外国人则是反馈对中国力量的赞叹。

如果单从受众角度分析“热点”传播的原因，“热点”的传播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一、网民使用行为特征。这包括了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商务交易。二、受众基于一种需求，主要就是网民在于一种事件触发到过程中参与的心理需求。三、受众的需求层次规律。主要是受经济、科技、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也凸显了现代年轻人个性化的需求。另外，在我看来，受众不仅充当“受众”的角色，还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热点出现后，网民自然也会和别人交谈，这属于人际传播，自然也起到了“传播者”的作用。

我还认为议程设置在“热点”的传播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为大众提供了更多议题设置的机会，也降低了议题设置的准入门槛。新媒体时代，议题不再是传统媒体单一决定舆论焦点，网民可以更多地表达个人需求，进行个人情感诉求的表达。还有例如微博等自媒体在给网民提供自由设置议题的场所的同时，与传统媒体也有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相互影响与合作。如果大量网民开始集体关注某一议题，那么传统媒体的介入就成了必然之趋。热点事件也由此产生，所以这些都说明了议程设置的重要性。

另外，“热点”的传播也离不开传播学中社会强制规范功能，例如今年的“保姆纵火案”、“江歌案”以及“红黄蓝”事件等热点，就是因为事件中很多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所以会引来网友的激烈讨论，从而使事件发酵成为“热点”。

我们利用传播学分析“热点”，正体现了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形态传播现象的普遍规律，提供对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理解的出发点。“热点”的产生也正体现了新媒体时代传播带给人们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