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读后感

魏晋时期离现在也有很久了，比起唐宋明清等朝代，我们对魏晋的了解往往没有那么详尽，所知的一般就是“魏晋风骨”“五石散”“竹林七贤”等等几个简单的词汇；了解深一些的可能知道“名教之争”“清谈玄学”“扪虱而谈”等等，而鲁迅先生这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历史、社会背景、思想主张、时代风范、流行美学、文章风格等各个方面对魏晋时期那段历史做了十分深刻透彻的剖析，读来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鲁迅先生在文章的第一段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态度是褒扬而非批判；他说曹操因为在史上的年代颇短，所以免不了被后人说坏话，由此引出曹操统治时期的一些特点。这里我觉得鲁迅先生的说法很有意思，朝代长，编写史书的是本朝人，所以记述好人好事；朝代短，修史的是后朝人，对前朝自然多贬斥之言。以前从未听说这种说法，此刻想来居然很有道理。

鲁迅先生说曹操统治的一大特色是尚刑名，严立法，影响到文章方面，形成了简约严明的风格，故为“清峻”。我以前以为“清峻”所指是“清新奇峻”之意，却没想到是“清楚严明”的意思，鲁迅先生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章风格结合起来解释，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又说曹操统治的另一个特色是尚通脱而废固执，举例说明当时“清流”举动之可笑，点明思想通脱后方能引入外来思想，影响到文坛，使得文章通脱有力、思想开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主张来论述的。他对比了曹丕和曹植对文章的看法：“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指出曹植此处应是违心之语，是因为他文章做得好，羡慕他人所为，政治上又饱受压抑，郁郁不得志，才说文章是小道。通过鲁迅先生的解释，曹植的“文章小道”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建安七子“慷慨”的文章风格是由于乱世亲友死者众多，孔融反对曹操，最后被扣上“不孝”的帽子杀掉，这些都按下不表，何晏首倡服五石散就有意思了。鲁迅先生特意用了极长的篇幅论述“服药”这一节内容，从五石散的起源和配方讲起。“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一针见血地点出五石散风行于世的主因，和清晚期鸦片的流行一样，有社会从众心理和虚荣心的推动作用。又说了五石散药效显现后需要散发，散发就要走路，故而有了“行散”一词，专指服食五石散后散步的动作，指出把“行散”当作“步行”的说法是错误的。

后文中又论述了服用五石散后“发散”的方法，例如：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饮热酒等，并由此推断出，服药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又因服药后皮肉发烧，只能穿宽大的衣服。因为社会名流都着宽服，上行下效，使得魏晋时期的整体服装宽大飘逸，其实是因为他们服食五石散的缘故。“扪虱而谈”是因为只能穿旧衣服不能着新衣；不穿鞋袜而穿木屐，则是因为服药后皮肤容易磨破，不得不为之。鲁迅先生通过讲述这些服散的情形，指出后人忽略魏晋时期名士普遍服药的风尚，而去一味模仿他们轻裘缓带，宽衣及屐等举动是十分可笑的。

鲁迅先生又谈到晋时“居丧无礼”也不是出于什么旷达超脱的魏晋风度，而是因为服药后“散发”之时，不能肚饿，为了保住性命，只好不管什么礼节，大嚼冷食。“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这一句话不光概括了“居丧无礼”的原因，更是概括了“衣大，穿屐，散发”这一系列行为的原因，而究其源头，就是因为服药。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魏晋风度的大半都来源于五石散。

谈完了吃药的，再来说喝酒的。正始名士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七人组合，称为竹林名士，即为著名的“竹林七贤”。其中比较有代表地位的是两个人——阮籍和嵇康。阮籍只饮酒不服药，嵇康既饮酒又服药。最终阮籍因“口不臧否人物”得以终享天年；嵇康却因一句“非汤武而薄周孔”招致杀身之祸。“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鲁迅认为，竹林七贤表面上藐视礼教，实际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的名教之争太过残酷，竹林七贤看似纵情饮酒，放达高傲，实则是为了自保，借饮酒逃避世俗和政治倾轧。否则嵇康不会在《家诫》中细细地教他的儿子如何为人处世，坚持中庸之道。从他的《家诫》中就可以看出，此人并非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只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借放浪形骸的行为遮掩一二，可他不希望他的儿子走他的老路，故而在《家诫》中细细教导，要他学着庸碌。如果竹林名士的行为真是好事，他不至于如此，这正说明竹林七贤的放纵行为有不得已之处。

文章的最后，鲁迅先生谈的是东晋的陶渊明，谈他的自然平和，由此可见平静的社会思想，又说既然做出诗文，总是要给别人看，因此陶渊明这个“田园诗人”最终还是不能完全超脱尘世，实际也是个和普遍观点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