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下的文化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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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又一大动荡时期，天灾人祸带来的礼崩乐坏让民众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于是，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文化反抗之路。有的传承儒家道德伦理，坚守着为民请命的理想，守护着最初的人伦之根，以对抗统治者的虚伪残暴；有的融合其他文化，杂取儒释道百家精髓，以玄谈取乐，凭佯狂作歌，来反抗社会的虚假与不公。他们在大动乱下进行的大探索，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凭借《世说新语》这本真实的小说，我们可以窥见那些文化之根，中华文脉最初的模样。

关键词：《世说新语》、天灾人祸、名教伦理、魏晋风度

前言

《世说新语》是我国第一部笔记类志人小说，记事上起秦末陈婴母,下迄南朝宋代的谢灵运,所涉及的历代重要人物达650余人,但主要记载了汉末至魏晋期间名门士族的遗闻轶事和清谈风貌。鲁迅先生对其有“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的赞评。编者刘义庆虽然因为政见、思想的不同，在材料的选取和人物的记述中有时选择和不同描写，但也大体为我们勾勒了魏晋时期人物的生活百态，钱穆先生说“这部书体例像小说，实是一部关于史学的书。”所以，我把它概况为魏晋时期小说界的“清明上河图”。通过其详实的内容、高度的概括，我们可以窥探那个大动乱时代下，人们在国家压迫下的毅然奋起的反抗与对个人前途的不同思考。

一、天灾人祸的动乱

（一）、天灾下的生存困境

《世说新语》所涉的那段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亦十分频繁，有史可证，如：

（晋武帝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乙卯，诏曰：“日蚀三朝，地震山崩。”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为地震。（《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

又如：

（晋惠帝永平二年）是岁，沛国雨雹，伤麦。

三年夏四月，荥阳雨雹。

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晋书》卷四《帝纪第四惠帝》）

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的民不聊生，让生存变得步步维艰。

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载：“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郗鉴在永嘉之乱时，穷困潦倒，得乡人资以饭食，他含饭于双颊，得以吐哺以养其侄子郗迈、外甥周翼。可见当时的天灾对人造成生存压力之大。同时，《世说新语·德行》也述及了殷仲堪在荆州为官时，遇到水灾，而节省用餐开支之轶事。即使地方官遇水灾，亦要克扣自身饮食，以度天灾，彼时人们在生存中的困顿，可见一斑。

（二）、人祸中对生命轻视

自汉末以来，分裂再次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同样，战争也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三国之争，废帝自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淝水之战，十六国独立，六镇之乱……每一场战争不仅仅对民众身体进行着破坏、对生命进行着践踏。同时，也对当世人们思想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道德伦理被完全撕裂，死亡成为了家常便饭，人成为了生存的奴隶。

据《世说新语·假谲》记载曹操谎称自己好梦中杀人，假睡骗取内侍为自己盖被子，将其宠幸的内侍杀死，以杀鸡儆猴来获得安全感。同样，权利与利益成为了人们的追求的主要追求方向，《世说新语·尤悔》中述及曹丕忌惮曹彰，毒杀曹彰一事。曹丕、曹彰两人为亲兄弟，在面对利益的竞争时，也不免自相残杀。单纯维护自我声誉的狭隘思想也充斥着整个社会，《世说新语·忿狷》中述及王忱与王恭曾到何澄处做客。将要离开时候，王忱逼迫王恭饮酒，王恭将带来的近千人的随从叫进屋子，王忱随从较少，但也被喊来；双方剑拔弩张，仅仅因为一个劝酒小事便要厮杀一场。个体生命也受到了肆意地践踏，如《世说新语·雅量》中提及嵇康被司马昭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一事。篡位也不再仅仅是乱臣贼子之说，甚至成为人们前途发展的一个方向，《世说新语·尤悔》中记载，恒温有“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之说，后来，他果然起事作乱。

（三）死亡中的迷思

魏晋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时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个“乱世”。在这一“乱世”之中，鲜活生命的流逝成为了最触目惊心的社会景象，死亡为这个时代涂抹上了凄怆悲重的色彩。

首先从死亡数量来说，这一时期死亡事件频发，死亡人数巨大。根据《中国人口通史》的调查，东汉时期“我国境内总人口可达7200万”，至三国末年，“我国总人口当在2754万”，而在西晋最盛时期“全国总计3479万”。这一系列的客观数据充分说明，在这一时期我国境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死亡数量之大在中国历史中罕见。

其次从死亡年龄来说，这一时期的死亡年龄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死亡年龄的最小极限。根据《魏晋南北朝上层社会人口平均死亡年龄考》的统计，在其所收集到的这一时期近两千社会上层人士的死亡年龄中，“其平均值为49.96岁（即平均死亡年龄）。比之袁祖亮所统计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低10岁。”而“如果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层人士平均死亡年龄值与太平盛世时期相比的话，差距又何止10岁!”

这一经由科学统计而得来的数据客观而又有力地说明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程度。在这一时期天灾人祸的影响下，“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当死亡以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方式赤裸裸地的摆在魏晋士人面前时，对他们的人生、思想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又深刻的。大动乱时代下，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思考。这种思考是对生命意义本身的探索，是时代穷途末路下的绝地反抗！

而探索本身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所以，极有可能走向偏激。《世说新语·忿狷》中叙及王蓝田食鸡子的故事反应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一食不得，二掷三踩，后气急败坏，干脆其捡起嚼碎再吐出。虽然走的方向各式各样，千姿百态，甚至有不少弯路、岔路，据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时期“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但新的生存答案也在“百人走白路”的探索中隐隐约约地显露了出来。

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伦理坚守

名教产生于国家权力变革之际，是文化上对政权的争夺。同时，名教之争也是对儒家人伦道德理念的思考。除了辩证的思考，不论世事如何，魏晋人士其实不乏对礼乐制度、人伦道德的虔诚坚守者。《世说新语·言语》中述及诸葛靓在东吴之时，孙皓问他的字“仲思”中“思何？”诸葛靓言，“在家思孝道，对君思忠君，对友思信义。”便是对真正儒家思想的阐释。

《世说新语·德行》中述及孔安国为司马曜侍中之时，获得极好的待遇。在司马曜驾崩时，他穿重孝服，痛哭流涕，见到他的人公认其为孝子。说的是忠君之理。《世说新语·豪爽》中述及王敦暗中透露，欲结党谋反的时候，祖逖勃然大怒，让使者回去告诉王阿黑，老实待着，不然“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说的是爱国忠守。《世说新语·德行》中述及王祥对其后母之孝敬，堪言“死孝”，虽然他的后母通过诸多方式虐待他，但王祥依然如故，孝敬其后母如初。《世说新语·德行》中述及丞相王导的大儿子王悦十分孝顺父母。王悦早亡，王导痛哭流涕，王导妻——曹夫人更是对王悦思念至极，将王悦的衣物封存，不忍心打开。说的是重孝之德。

《世说新语·雅量》宗述及郗鉴要与丞相王导家做亲家，从王家挑个女婿。而王羲之不以为然，坦腹东床。最终，恰恰王羲之得到郗鉴认可，将女儿嫁给他。说的是婚配人伦。《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述王浑与其妻钟氏的调侃，王浑看到王济，言生个儿子如王济，心里宽慰之至。而王浑之妻钟氏回应，言，“吾如嫁王沦，可能生儿子超过王济。”夫妻间的“调侃”如此。说的是家庭夫妻伦理。《世说新语·德行》中述及荀巨伯在胡人军队攻打郡城之时，去看病中之友人，不顾个体安危，不畏胡人之攻掠。胡人也受感召，退兵而回。荀巨伯有义，将自身生命置之度外的行为，说的是朋友间的信义。

他们突破时代的混乱不振，人心散动，世事无常，“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中对传统道义的坚守，为魏晋人士人生价值观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在社会的大动乱时期，正是在这些人坚持不懈地言传身教下，传统道德伦理的精华没有断根，没有失魂。其中延续至今的精华也值得人们去继承，去坚守。

三、魏晋风度的彰显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斥竹林七贤“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他认为国之不国，天下沦丧是因为这帮人的过错。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本末倒置了，正是因为国之不国，天下沦丧，所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出来了，竹林七贤出来了，他们不是主动出来的，他们是被时代压着出来的，“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他们很不服气，于是，吃药饮酒，于是，居丧无礼。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谈到，司马懿等人对礼教的歪曲利用，“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竹林七贤等人其实是很愤怒的，“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于是，这时候，竹林七贤用着他们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新的反抗之路，以无礼抗有礼来表现对时代无礼的反抗，这便是真正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全面的，是可察可见可感的。从容颜相貌的美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世说新语·容止》）。到自在随性的行为，“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到玄理言语的交流，“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返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世说新语·文学》）。

到率性任诞的个性，“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再到顺应自然、物我归一的本性，“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识鉴》）最后融汇到隐逸山林、追求自然的本心，“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世说新语·栖逸》）

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是魏晋名士外在容貌、举止、言谈、风姿、态度和内在精神、气质、个性、才华、气度的有机统一。他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张扬个性,任诞放达,回归自然,思想解放,体认自我,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那种自由洒脱、清远玄澹、超尘绝俗、风神飘逸的人格之美,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束缚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对魏晋风度的追求，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对美丽心灵的追求。他们借助这种追求，重塑春秋战国时期对士族阶级重视中对人本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从现在来看，他们毫无疑问是失败了，这一风度并没有真正指引当世之人生存发展，甚至被很多人借着风度的形式拿来做招摇撞骗的幌子。而后辈对这一风度的片面理解和过度追求，也走向了极端之路。从王徽之在其位不谋其政，“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到王羲之侵犯他人的权利，“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做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他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世说新语·简傲》）都是不可取的。竹林七贤其实也知道了自己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狂欢，从阮籍不允许阮浑再“作达”入此道中可以看出，“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

但这帮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反抗却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胜利，这是与历史对抗的胜利，不是与时代对抗的胜利，正因为如此，它有着超然不朽的价值和影响力。如果可以我愿意把它比作中国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是它来得太早了，它的下场太惨了，至于了到程朱理学的压迫，八股取士的囚禁时，也不再见到如此规模的反抗了。但它始终活在士族的血脉之中，微弱地跳动，苟且地残喘。“魏晋时期在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谈世风所导致的精神扩张、思想解放对后世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面貌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唐代李白的旷达狂放，王维的清退恬淡；宋代苏东坡的豪迈不羁，柳永的风流倜傥；明代徐渭的违礼背俗，汤显祖的意气慷慨；清代吴敬梓的蔑视功名，曹雪芹的愤世嫉俗，无不见出魏晋风度的遗存。”[1]

直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冲击进来，它再一次炙热地沸腾在每个人的血脉中，义无反顾，轰轰烈烈。我个人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是对孔夫子的夸赞，而正是事实。没有第一个打地基的人，高楼大厦的建成也便无从谈起。魏晋文人的风度行为也是如此，他们的行为通过《世说新语》的记述、通过血脉的传承，通过作品文化的影响播撒在每个后辈身上，他们给他们留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支持着他们反抗压迫，支持着他们从心所欲，支持着他们开拓创新。

结语

通过《世说新语》这本魏晋时期的小说类“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窥见魏晋时期瘟疫、灾荒等等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不断；同时，社会动荡，战乱频发，人祸屡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民饱受生理上生存的痛苦，也经历着精神上彷徨的折磨。人民迷失了追求的方向，不知所措。这是魏晋士人挺身而出，以身作则，开始分流而探，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一部分人坚守真正的儒家核心思想，在乱世中，不动如山，以身作则，为人们指引着正统思想的方向，坚守着人伦道德的底线。另一方面，乱世带来的思想变革和文化引入与创新，为人们安身立命寻找到另一条康庄大道，以纯抗伪，发现人本身的魏晋风度开始生根发芽。虽然，这条路随着社会发展统一，政治需要而被拦腰折断，但它为我国文化史上人文思想留下了一颗宝贵的种子，随时等待人们的唤醒，以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蒯定.《世说新语》人学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4.

[3]熊国华.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及文化意蕴[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2(04):6-12.

[4]王方圆.《世说新语》中的死亡意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7.

[5]鲁迅.《而也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N].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李延寿.南史(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9.

[1]高华平：《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