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说”溯源

“诗圣”专指杜甫虽然是在明代，但是说到这个称号的源头，我们还是要追溯到宋代。正如莫砺锋先生在《杜甫评传》中所提到的：“宋人学杜是一种整体性的自觉的诗学活动，杜诗在古典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是由宋人确立的。”就现有文献看，最早将杜甫及其诗歌与“圣”相联系起来的是北宋的秦观，苏轼曾说过：“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秦观继承了此说，并《韩愈论》中提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秦观以杜甫、韩愈与孔子相比，只是着重于二者在诗文领域的成就之高，并没有说明他们与孔子的思想道德在同一层面上。而后，南宋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直接点明杜甫“圣于诗”。秦观、杨万里都没有直接将杜甫称为“圣”，此时“圣”的含义仅仅是在艺术上达到了超凡的造诣。

事实上，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在北宋再次兴起，但是北宋的儒学不是对先秦儒学的简单复制与模仿，而是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核心，融入了佛道的思想，由此，理学出现。宋代文人在理学的影响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删减，白居易、贾岛、韩愈等人都曾被宋人选出来，但最终留下的却是杜甫。宋人为何选择杜甫？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杜甫性情持正，忠君爱国，其人其诗都符合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取向。先是王安石所编撰的《四家诗选》中以道德为标准，尊杜甫为首，而后苏轼提出“一饭未尝忘君”，尊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江西诗派的宗师黄庭坚也对杜甫的“百年忠义”颇为推崇，在宋人的诗论中，杜甫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更是承载着时代重任的圣人。对于杜甫来说，他一向以自己的十三世祖杜预为楷模，认为人就应该像杜预一样胸怀大志，做一个文人并不是杜甫的愿望，他想做的是一个治世能臣，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杜甫自称“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本”指的是杜氏一族自杜预以来形成的“奉儒守官”的家风，以儒家的仁爱信义治国安民，不求名利，“仁”即儒家的仁伦、仁学、仁政，杜甫对“仁”的解释是：“余以为志仁之人，常以道应物。天道远，去人不远。”安史之乱后，杜甫对朝廷不重视儒学的行为加以批判讽刺，着意以儒学观点观察朝政与民生，再将之以诗文记录下来，这使得杜甫的诗歌在儒家教化上空前地博大。在杜甫的理想中，圣君的楷模是尧舜，而贤臣的楷模则是稷、契。他希望能够辅佐贤明的君主来使百姓安居乐业，在《客居》中，杜甫写到：“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宏大的社会人生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出了强烈的情感动力。而这种情感，到了宋代，获得了普遍认可。

杜甫是孔孟之道的忠实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自己任然住着破败不堪的茅草屋，杜甫还是想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样的仁者之心，使得杜甫在精神品德上向着“圣”更进了一步。事实上，杜甫之所以能取代韩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相较于韩愈，杜甫更具有仁慈之心，胸怀更为广博，更符合宋人对道德的追求。可见在宋人的审美观念中，道德因素所占的比例已经不容小觑了。

也因为杜甫其人、其诗都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有所反映，后人将杜诗列为儒家经书，宋代陈善在《扪虱新话》中就提到：“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宋人将杜甫比为孔孟，将杜诗与《论语》、《孟子》等相并列，在阐释杜诗时，也带上了一些经学的烙印，将杜诗与《诗经》相联结，甚至直接将阐释《诗经》的理论完全照搬到杜诗上，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将杜诗与《风》、《雅》进行比较。一方面，这样的阐释无疑提高了杜诗的思想高度，并强调杜诗中与封建礼仪和伦理纲常相统一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样的阐释过于单一，忽略了杜诗的个性和创造性，刻意地忽略杜诗中批判现实的部分，使之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孔子认为文学必须要有政治作用，在《论语》中，孔子道：“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也就是说，文章本身很重要，但是文章的实用性才是最根本的。到了汉代，这种思想演变成了文章的政治教化之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推行教化，内容一定要附和封建统治的需求。宋人继承了汉儒的观点，并将之发扬，王安石认为“文”之根本在于“礼教政令”，亦即“道”之显现。宋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提倡儒家的“忠君”思想，并且宋代文字狱大兴，自乌台诗案之后，文人不敢再写批评朝政的诗歌，基于这样的现实和精神，宋人大量发掘杜诗中的“温柔敦厚”，去除其中的棱角，并有意将杜诗作为推行伦理纲常的工具。

2、杜甫在诗歌上的精神造诣和承前启后的地位。宋人从杜甫的诗歌艺术方面出发，尊杜甫为诗中之圣，与杜甫诗歌的“集大成”有很大的关联。

1）首先杜诗在体势上集诗歌之大成，在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型皆有，中国汉字诗中所有的音顿与句型，杜诗中都有，并且用得极好。杜诗中古体诗也很多，杜甫律诗最多，五律精熟完备，七律更是到了杜甫这里才算是完整，杜律成为后人学习律诗的典范。

2）在乐府诗体上，杜甫也开了中唐以后乐府诗的先河。杜甫的新乐府诗体式齐全，每首都有新意，如《夏日叹》、《夏夜叹》等。

3）杜甫承前启后创造了一种介乎律诗、古体诗、乐府诗三中体式之间的新诗体——“口号”体，杜甫的第一首口号体为《晚行口号》，伺候又有《紫宸殿退朝口号》、《存殁口号二首》等作品，这种“口号体”短小犀利，宜写眼前之事，前人评价“口号体”为“唐绝句中，另辟手眼者”。

4）杜诗句型复杂多样，音顿丰富，故而读起来抑扬顿挫，音乐性强。

5）杜诗在“以文为诗”上，创后代先河，在旧题乐府、新乐府、五律、七律中都有体现，而这也成为宋代诗歌的特点。

6）杜甫在诗歌用语的艺术上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杜甫“善用人语”，“人语”就包括古人语、今人语、官场人语等，万事万物皆能成诗。杜甫擅长化用他人诗文中的语言和语境，从中提炼精华，并化用之。杜诗往往推陈出新，着来源于杜甫身上的儒家文化烙印，以仁心观察世界、对待世界，故而杜诗中往往蕴含了感情。黄庭坚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这“来历”不仅是典籍，更有情与景，每个字都是经过精心锤炼的。杜甫继承了前人的语言并化用，又在此基础上丰富了汉语的词条、语录与修辞，在诗歌用语上也能称“圣”了。

然而在宋代，“诗圣”并不是杜甫的专称，明代的费宏、杨慎、李梦阳等人才开始把“诗圣”这个称号作为一个固定概念与杜甫相联系，但李梦阳与杨慎都将“李杜”二人称为诗圣，而费宏和孙承恩二人则将“诗圣”作为杜甫的专称。费宏与李梦阳、杨慎相通的一点在于，他们对“诗圣”的理解更多地偏重于艺术层面，而孙承恩则又从道德层面来论证“诗圣”的内涵，这四人都是在1530年前后提出杜甫为“诗圣”这一观点的，这一时期会出现这样的观点，有其必然性。首先，“前七子”提倡“诗必盛唐”，对山水田园派的诗歌极为不满，所以李杜二人在此时被凸显了出来，被尊为“诗圣”也是顺理成章的。第二，明人的文体意识非常强烈，强调突出本朝的个性，反对、抨击宋诗和“诗史说”，明代文人认为诗与史实截然不同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宋人极力学习杜诗中的以史入诗，在明人看来是不正确的行为，对于明人来说，学习杜诗的韵律、意境等才是最重要的。到了王稚登时期，以“诗仙”称李白，以“诗圣”称杜甫，“诗仙”称李白的观点已经大致达成了共识。

到了晚明时期，社会道德秩序失范，社会矛盾突出，国势衰微，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末流，儒释混杂，嘲讽程朱理学。这一时期的文人，对儒家思想的衰败感到痛惜，更对当时的风气感到不满，所以他们有一种反思和经世的意识。文化思想与社会政治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时期的文人，想要改变时局，选择了从文化开始进行改造，追求学术风气和社会道德文化的重建。诸如杜甫、屈原等有忧国忧民意识的文人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杜诗的阐释也有浓厚的经世色彩。王嗣奭则综合了前人的观点，从伦理道德和艺术手法两个层面上来解释杜甫“诗圣”之名的内涵，注重杜诗的伦理教化思想，并以此来区分李白和杜甫。王嗣奭对杜诗主旨的领悟由“得性情之正”到“穷”而“闻道”，“道”是纯正的儒家之道而非出自佛、老。王嗣奭的《杜臆》一书第一次为我们系统地诠释了杜甫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诗人的形象，是对宋代以来的“诗史说”和“集大成说”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将杜甫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观照，提出“我翁号诗圣”，对重树杜甫典范形象，凸显杜诗的价值和意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诗圣”作为杜甫的专称也在此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