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当朝政治思想看其政治体系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年？这一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神宗皇帝开始连续开始不早朝？而造成这样的万历十五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前朝遗留的弊端？还是当朝皇帝大臣与百姓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带着种种疑问走进了这本书，想通过书中的内容了解那个我感兴趣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一书分别从几个部分讲述了万历十五年及其前后发生的事。不管是从当朝皇帝还是文臣武将或者是各类思想家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万历十五年似乎是平凡的，但在平凡之下隐藏的各种波澜壮阔又似乎是环环相扣的。我们无法单纯的从某个角度直接评价某段历史，只能通过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人物来判断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思想环境。本书总结了当时政治社会的几个大环境：一是文官与武官之间的矛盾，“本朝由洪武开始，就具有这种重文轻武的趋向。”[1]所以导致万历年间文官多支撑政治大权，也因此出现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人。而其二便是出现了本书中反复提及的大名以礼仪道德治国而非法律的这一现象。黄仁宇先生也严肃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2]从神宗皇帝继位开始，他这一生都是受到绝对的道德标准、纲常伦理以及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因此这样的大环境也导致了最终神宗皇帝对于立储、早朝等问题上自己“任性”的放逐了。

边读边写法、细读法等

一个朝代的主流思想（包括政治思想）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朝的政治形态、整体思潮或是君臣关系？

我认为一个朝代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知己影响着当朝政治的格局，神宗皇帝便是在种种政治因素、政治思想的推动下慢慢“放弃”了自己，强迫自己成为一位文武百官满意的皇帝。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也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罢朝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以下便是我的分析论证。

《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英文版译名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黄仁宇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3]可是在这样平淡的一年的前前后后却又发生了很多导致1587年变成一个“历史的重点”的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期，每个朝代的更替变化，都是一次思想、政策的转变。而导致每次转变的原因便是文武百官、平民百姓所决定的。在明朝中叶我国第一次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上的微弱发展也导致了人们生活水平乃至思想的整体提升。可是同时，明朝又实施了“海禁”政策，经济发展的起起落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但是每个朝代最重要的便是当朝的思想了。

自古以来，除了秦朝遵守的是法家的思想治国而外，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当朝皇帝大臣乃至平民百姓自动追随的。明朝也不例外，从神宗皇帝继位开始，他的一生都伴随着纲常伦理的“束缚”。这样的束缚当然也是以张居正为首的一大派文臣希望的。而这样的束缚最终导致的便是万历皇帝的抵触，他用自己皇帝的权力抵触着立储、早朝、批阅奏折等等的事，可是最终他还是妥协了。“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4]大多情况下，皇帝没有办法抵制这样的力量，因为正是这样文武百官，大大小小的集团让他登上宝座，所以他只能像顺风顺水的船一样，被推动着前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因素之下，很难让神宗感到“自由”，很难从真正意义上让神宗自己做主，让他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开辟一个盛大的“万历新朝”。由此，文官集团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朝皇帝，也因此影响着万历年间的政治立场了。

黄先生曾说：“书中所述，不妨成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万历十五年未必发生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抽丝剥茧，除了文官集团对于皇帝、朝政的干涉以外，一个朝代的症结已越发明显。例如首辅申时行，他面对当时朝政的复杂性一直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可能只要自己处理好政治中的“阴阳”两面，他就是中立而无害的，既不会被文官集团集体反对，对于万历皇帝也说得过去。可是，就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也导致了“阴阳”两面的不轻易平衡，所以不管是以怎样的态度，政治的牵扯都是必然的。再者，明朝自洪武皇帝开始便有重文轻武的现象，武官们不管是从实际能力上还是精神上都受着文官集团的轻视。虽然武官保卫着国土、人民的安全，在面对最危险的困境之际也是武官带领着士兵们迎接但是在当时“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5]这样的境遇即使是放于一代将领戚继光身上也于事无补。虽然史料记载张居正对戚继光及其信任，可是在张居正在去世后被清算之际，戚继光的命运也依然遭到了牵连。这样文官武官之间的不平衡更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一元化，当然，对于当朝皇帝而言，这样的一元化也“决定”了政治发展。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黄仁宇在书中反复提及以及批判的“用道德代替法律”。首先，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的社会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的，而非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6]。中国社会本就是一级管理一级的，每个县令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中央下达的也只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命令，而这样的命令无法做到顾及全局，也不能让每一种情况都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有时候道德就会变成衡量对错的标准，就像书中说的“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7]所以道德、伦理、儒学的存在便拯救了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但同时，这样的观念放于朝政之中又是错误的。如果在朝政中没有法律的制约，那所有的一切便都会变成无秩序的，皇帝的权力便会之存在于“君君臣臣”[8]这样的字句中，而不会象征着决策与权力了。所以也正是因为文官集团对于伦理道德的过分注意与发酵，导致皇帝备受压迫，这样的观点书中也有提到，“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9]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法律的作用在当时相较于伦理道德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这一点也是导致当时政治形态与政治格局的较重要的因素了。

我认为这份读书报告从几个切入点入手，比较多方面的阐释了政治环境、政治思想对于当朝政治形态的的影响。同时，运用了一些分析方法，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整本书的内容以及要点，思路比较清晰，逻辑性比较强。但是不足就是引用的史料资料比较少，大多都是参考了书本和一些论文，没有实际的去还原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历史。

1.大历史背后的人物命运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刘昕

2.《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3.《论语颜渊》

[1]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95页

[2]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00页

[3]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页

[4]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02页

[5]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95页

[6]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00页

[7]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00页

[8]引自<中>《论语颜渊》

[9]黄仁宇<中>《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5（2017.8重印）第101页